苏厨正文卷第九百四十五章御史们第九百四十五章御史们
一路航行非常顺利，当海水颜色由深变浅之时，船队便进入了杭州湾。
越靠近终点，海上的白帆便越多，当船队来到钱塘江口的时候，市舶司的接引小船已经在这里候着了。
红衣使臣登上了乳狮号，对张散笑道：“料得三郎便是这几日到来，运帅可是望眼欲穿，日日派小人来江上等候。”
张散也笑了：“那就进港吧，仓储可腾出来了？”
使臣赶紧摆手：“可别，运帅仔细叮嘱了小的，小苏学士，可随三郎同行？”
张散点头：“正是，除了学士，尚有郡君，二十一节度。”
“哎哟！”使臣赶紧就往绳梯跑：“可算是到了，麻烦学士和节度稍后片刻，运帅要登船拜见。”
这几日曾布就在市舶司焦急等候，很快便来到船上。
苏油和赵宗佑已经出来了，曾布拱手：“下官见过节度使，大学士。”
曾布和吕嘉问的命运，相比历史已经大为改观，不过两人依旧是世仇。
赵抃刚刚以太子少保之职致仕，朝廷为抚慰老臣，将其子赵屼授为提举两浙常平仓，以便就近照顾赵抃的晚年。
而老头致仕前的谢表中，丝毫不涉及自己以及亲戚子孙，却提到了曾布和吕嘉问的名字，认为这两人虽然过去有污点，但是外放以来卓有政声，瑕不掩瑜。
朝廷反倒是乐见其成，于是将赵抃的职务一分为二，命曾布充两浙路转运使，而命吕嘉问提举杭明市舶司，倒还真是人尽其用，还相互制约制衡，完美。
当然这和苏油之前的安排也是分不开的，两浙路的兴旺发达，说到底还是苏油的功劳，狂猛发展的红利，带携着一班官员都获得嘉奖提升。
所以从这点上说，苏油其实算是曾布和吕嘉问翻身的头号恩人。
因此此时相见，曾布不再是刚到两浙路时那幅桀骜的神情，礼数周道得很。
苏油赶紧将之扶起来：“还未恭喜子宣升迁。”
曾布有些讶然：“大学士尚不知道朝中出事？”
苏油也讶然：“有何大事？海行一月，都没有靠过岸。”
曾布急得跺脚：“那赶紧上岸细谈，苏学士，苏子瞻，俱下御史台狱，急需解救！”
苏油心中咯噔一下，乌台诗案，还是来了？！可为何还连累到了族兄？！
连忙下船赶到转运司，曾布也不忌讳，将一个月以来的奏报敕告通通翻了出来，让苏油和赵宗佑一边观瞧，一边细谈。
苏油越看越是眉头紧皱，大苏的诗案他是知晓个大概的，不过也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改变他的命运。
主要是舍不得两篇赤壁赋，再说了，以如今文人们的坚持和执拗，要改变他们，那是多么的困难。
平日里也在信件中时时劝谏，但是苏轼这人只要是觉得自己没错，那就不会改；只要见到朝政有问题，那就要说；他自己将之形容为“见到饭菜里有苍蝇，难道你还能硬吃下去？”
所以苏油也拿他没办法，说也说不过，写也写不过，难不成你还能端出长辈身份打他不成？
事情的起因，最初是蔡确升任参知政事引起的。
蔡持正是能人啊，入朝四年而得参政，大宋官员的提拔史上，都是难得一见的火箭速度，甚至比吕惠卿还要牛。
升职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上奏赵顼，说自己是台谏之位上来的，而台谏中不少人如李定，舒亶，皆是自己引入乌台，此刻成了参知政事，怕流言说政府与台谏沟通，请求将两人调任。
赵顼倒是比较宽宏，认为这不叫事，台谏与宰执交通乃是重罪，相信大家都是有节操的人，不能因为还没有犯的过失就贸然更换御史。
赵顼没有当一回事儿，但是李定和舒亶坐不住了。
两人认为蔡确和苏油有交情，因此想包庇苏家一门。
因为之前手里资料已经都收集整理得差不多了，都是蔡确一直在拖拉。
而算时间苏油也已到了海上，两人立即发动大案，凭什么你蔡持正走过的路，就要给我们断掉？我们也要走前辈的路子！
李定立即联系上了另一个御史贾种民，之前正是贾种民提供的情报，说陈世儒妻子李氏的母亲，是枢密院副使吕公著的侄女，多次哀求吕公著向苏颂说情。
而吕公著与苏颂相识于考场，是多年挚友，其往来甚密，极可能暗中操作此事。
于是两人联合上书，第一炮便是弹劾吕公著，说陈世儒的岳母吕氏“因缘请求”，致使军巡院原勘官“改易情节，变移首从”，为陈世儒夫妇脱罪。
称吕公著曾插手此事，扰乱审判，并称吕公著是委托两个儿子吕希绩，吕希纯办理的此事。
是关法体，赵顼立即下诏，由御史黄颜审理此案。
黄颜将吕公著和两个儿子都叫到大理寺询问，并且逮捕了吕公著的侄子吕希亚和陈世儒朋友的女婿晏靖。
吕公著及其子将事情原委告诉了黄颜和贾种民，明确表示自己没有请托苏颂。
事实上案发之后，陈妻李氏便求告她的母亲吕氏，吕氏当即“夜至公著所如女言”。
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，拒绝了她的请托，吕氏只好“涕泣而退”。
但是吕公著虽没有出面，但他的侄子、大理寺评事吕希亚，以及陈世儒朋友之婿、赞善大夫晏靖却承认，的确是去开封府过问过的。
不过苏颂当时也只是告诉了他们此案的审理工作进展，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，并没有请托之类。
于是黄颜和贾种民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。
官司打到赵顼那里，赵顼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，前往监督案件的审理。
而何正臣上任后，立即将此案升级，将吕公著等人从大理寺移送到御史台，紧接着有逮捕了吕公著几名奴仆。
同时，李定唆使贾种民密奏赵顼，说苏颂有受托宽纵之嫌，也应收审鞫对。
于是苏颂被从濠州被押送御史台，囚于三院东阁，并案合审。
而大波澜只是刚刚开始，紧跟着，苏轼的麻烦来了。
起源是他写给赵顼的一封谢表。
元丰二年三月，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，作《湖州谢上表》。
其实只是例行公事，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，再叙皇恩浩荡巴拉巴拉巴拉。
苏油自己就写过不少，这是官员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
但是苏轼好死不死，在谢表后头夹上了几句牢骚话：
“陛下知其愚不适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察其老不生事，或能牧养小民。”
句中“其”为自称，他以自己同“新进”相对，说自己不“生事”，就是暗示“新进”人物“生事”。
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“新进”、“生事”等语上奏，说苏轼“愚弄朝廷，妄自尊大”。
这也的确是苏大嘴的锅。
王安石变法期间，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，司马光和王安石，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“生事”二字，经过苏大嘴一番宣扬后，“生事”二字，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。
而“新进”，更是苏轼自己的发明，他曾在《上神宗皇帝》书里，说王安石“招来新进勇锐之人，以图一切速成之效。”
结果是“近来朴拙之人愈少，而巧进之士益多”。
后来也证明了的确如此，正是王安石提拔的“巧进之士”吕惠卿，把王安石出卖了，使其罢相。
大苏的偶像神格已经凝聚，他的一句话，很快便会传播开去，影响是非常大的。
于是，“生事”，“新进”，便成了新党的代名词和标签。
新党众人，自然是恨之切骨。
但单凭《湖州谢上表》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。
ps：推书《我真不是木匠皇帝》，一本不错的晚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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