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先是田税腐败。
根子就在于官府各种巧立名目的杂税、徭役摊派。
大唐的赋税相对复杂：田赋以粮为主，银绢为辅，夏秋两季征收；丁赋，则通过户丁征集，庶民百姓要承担各种徭役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方物和土贡的额外加派。
譬如舒州的徽墨、吴都的刺绣，都可以算朝廷要征收的方物。
而蜀中的贝母药材、岭南的荔枝、九峰的茶，都是土贡。要像交税一样，每年向朝廷进贡。
商州官府便利用大唐赋税的种类多样性和征收标准的灵活性，来肆意增加摊派。
田赋本来按照田亩数量来征收，种几亩田，交几分粮。
但官府借“土贡”之名，可以向庶民百姓额外征收棉花税、药材税、茶税，甚至瓜果税等等。
种了棉花、贡品瓜果的庶民百姓要交税，没有种的也要交。
反正只要你有土地，就得交这些名目的税。
最后这些加征的“税”，都进了商州官吏的私囊！
然后是按照户丁多寡，来编征的丁赋徭役，经常加派。
有些庶民百姓，疲于应付官府的徭差。
都没法种自家的地。
久而久之，绝大部分庶民百姓，无法承受官府的盘剥，只得把自家的土地贱卖给士绅和勋贵。
这样，他就不需要再交纳田赋。
甚至徭役，都因没有田地而减少很多。
而对于士绅和勋贵来说，名下田产的增加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田税的负担。
因为大唐有规定，士绅享有一定的减税田地额度；而勋贵于国家有功，完全不用纳税。
这就造成了第二个严重问题：土地吞并！
士绅的减税额度有限，这还好说。
而商州勋贵们，就全无顾忌了。
田产对他们来说，那是多多益善。
勋贵们恨不得把所有的田地，都从庶民百姓手中贱买或直接强抢过来。
让庶民百姓全部变成无地的佃农，世世代代为他们种地。
只需要每年给庶民百姓一点糊口的粮食就够了。
因此，商州勋贵中书侍郎于志、永兴县公虞世南等人，便和当地官吏勾结，利用官府对有地的庶民百姓胡乱摊派各种名目的赋税；并且增加徭役，逼迫庶民百姓放弃持有土地。
到贞观四十三年，商州还拥有田地的庶民百姓，已经十不存一！
全府四县，及下辖五州十三县，九成的耕地已经尽为勋贵所有。
勋贵不交税。
全府只有十分之一的持地庶民百姓交税，因此商州府田税大减！
直接没法完成朝廷分派的税收定额。
商州刺史庞相寿，因此连年以蝗灾为名，向朝廷申请减税。
而李世民体恤商州老乡，连续五年都同意减税。
但令人气愤的是，庞相寿对上申请减税，对下却是依旧苛索！
商州庶民百姓的田税，是一点没少交。
全被庞相寿等官吏贪墨了。
朝廷没收到税，庶民百姓遭受盘剥，最后民膏民膏都肥了贪官和勋贵！
“唉，田赋不均，胡乱摊派；贫民失业，民苦于吞并！”
宋璟看罢所有资料，不由发出叹息。
商州的贪官可以撤掉，重换一批。
但现有的田税制度不改变，给官吏们留摊派、腐败的空子，很快又会造就一批贪官出来。
受苦的还是庶民百姓。
但如何改革田税制度，既能合理高效的征税，又能杜绝地方官吏欺上瞒下地的贪墨。
宋璟一时没有头绪。
还有土地吞并问题。
商州勋贵都是和圣上一起打天下的功臣。
他们侵占了商州府九成的耕地，如何处理他们？
让他们把侵吞的耕地吐出来，不现实；但不把这些土地还给庶民百姓，又解决不了商州的民生问题，田税更是无处征收。
宋璟想了一整晚，头发都愁白了。
最后只能将查出来的商州田税腐败及土地吞并情况，一一写在急报中，快马呈送长安，请李泰定夺。
宋璟在商州府，安排快马给李泰递送急报。
另一边，国子监侍读许敬宗派到商州的人，用金钱收买了商州府书吏，窃得赋税案的第一手资料。
在宋璟写急报的时候，许敬宗的人就已经动身，飞马赶回长安。
……
皇城，东宫。
许敬宗拿着一卷文书，匆忙入宫，拜见李治。
“殿下，商州急报已到。”
李治闻言大喜，赶紧上前接过文书查看。
“殿下，这商州刺史庞相寿、县令卢祖尚等人，实在是胆大妄为。”
许敬宗在一边说道：“圣上已经下旨，免去商州府赋税，他们竟敢私自征税，饱己私囊，这是杀头的大罪啊！”
“更严重的是，商州府五州十三县官吏，几乎都与勋贵士绅勾结，非法吞并庶民百姓土地，这让圣上知道了……”
李治查看文书，也是越看越心惊。
商州府的事不小！
“来人，速请郝处俊、李义府入宫！”
李治感觉自己搞不定这事，立刻让人去请郝处俊等国子监官吏入宫献策。
半个小时后，国子监学士郝处俊、国子监编撰李义府联袂而至。
郝处俊看了文书之后，没有先发表意见，而是问道：“殿下，你觉得该如何处理庞相寿等人？”
“商州勋贵如中书侍郎于志、永兴县公虞世南等人，是跟着圣上打天下的功臣。他们侵占了商州府九成的民田，殿下觉得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”
一连两问。
李治精神顿时一振。
他知道，眼前这位大儒，国子监之首，是在考校他。
“先生，李治以为，”李治只略一思索，便答道，“对于庞相寿、卢祖尚等贪官，应依大唐律，严惩不贷！商州官吏，担任主要职事者，全部撤换。”
“至于中书侍郎、永兴县公等开国勋臣大肆侵占民田，他们位高权重，贸然处理恐生动荡；但若是不处理他们，庶民百姓的怨气又难以消解……”
“侵占民田的问题，也无法解决。”
李治眉头皱起：“学生实在想不出妥善的解决办法。”
许敬宗在一边附和道：“商州勋贵们当年和圣上一起打天下，功勋很大，大唐立国后，圣上给他们封公封侯，皆是位尊权贵之辈。”
“处理他们，确实得稳妥！”
郝处俊看着而今才十六岁的李治，欣慰地点头道：“殿下能想到这些，已经很可贵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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