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载乾隆某次召见大学士汪由敦后问他：
“卿天没亮就来上早朝，在家吃过早点了吗？”
汪由敦答曰：“臣家贫，晨餐不过四枚鸡蛋而已。”
乾隆愕然曰：“鸡蛋是十两银子一枚，四枚就是四十两银子，朕尚且不敢这么纵次，卿怎么还说家贫呢？”
汪由敦不敢再说，托词曰：“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破品，比不得上供到宫中这些鸡蛋。臣所以能够贱价得之，每枚不过数文钱罢了。”
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，说光绪皇帝每日吃四枚鸡蛋，御膳房奏上的价格为三十四两。一日，光绪问翁同龢：
“此种贵物师傅是否吃过？”
翁同龢圆滑的回答说：“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，偶一用之，否则不敢也。”
显然，这都是御膳房虚报了鸡蛋的价格谋取私利，但奇怪的是在一百多年中欺骗了几代君主，而诸多大臣竟无一揭穿？皇帝从小在宫中生长，不知鸡蛋市价几何，也不是不可理解，但是由宫外嫁进宫去的皇后嫔妃们，也不知道这鸡蛋价值几何吗？慈禧太后早年生活清苦，对此又焉能不知？乍一看，很难理解，不妨先来看下面一段文字，摘自太监信修明遗著《老太监的回忆》：
皇家制度，自来宽打窄用，决不能打细算盘。设如一葫芦抠一子，人多怨望，则旨意不能出禁门。……修明曾充寿膳房之末役，知之甚详。膳房及各大小他坦（意为坐落），一切用物皆内务府官坊十处备办。类如三仓六库各司官等，皆是由小差使一等一等冷桌子热板凳熬起来者，得到一个管库当家，在内务府就了不得。由内务库大臣向下说，大官使小官，一层层须打出开支之敷余，不如此不能安各人之职。到了官坊十处，再向内廷分交，一个节段打点不好，差使就交不上。类如为太监者，由小徒弟熬上一个大师傅，是一发财阶级，明知道仓库的差使，来的敷余，是不能放过的。由此类推，数百年之积弊重重，根深蒂固。皇上吃老紫米，每日决吃不了一斤，每日处处交御膳房饭局掌局者若干，局外人不能知道。掌局交掌案每日二十五斤。掌案、厨役头、大火烛、二火烛四个人五日一班，两火烛一班可分十斤米,掌案及厨役头每日分皇上吃剩者。此举米之一项，以例其余。太后之份，每日用盘肉五十斤（即猪肘子），猪一口，羊一只，鸡鸭各二只，新细米二升，黄老米（即紫米）五合，江米三升，粳米面三斤，白面十五斤，荞麦面一斤，麦子粉一斤，豌豆三合，芝麻一合五勺，白糖二斤一两五钱，盆糖八两，蜂蜜八两，核桃仁四两，松仁二钱，枸杞四两，干枣十两，香油三斤十两，鸡蛋二十个，面筋一斤八两，豆腐二斤，粉锅渣一斤，甜酱二斤十二两，青酱二两，醋五两，鲜菜十五斤，秋有茄子二十条，黄瓜二十条……外人闻知，莫不惊骇，以为太后一个人何以食此巨量之物。不知仰食于此者，尚超出几多倍也。只以鸡子一项而论，原额二十个，而买办处每日交进须五百个，其他可知。皇上、太后、后妃及各大小他坦，须分润百分之五十，到了太**，总管首领、掌案太监再分之。掌案一职，须分五十分之五，总管首领及摆膳太监共分吃五十分之五。其次膳房全部，又分润五十分之五。余下三十五分，为买办食物之用。过一处扣一处，始能食到主人之口。然主人岂得不知，历代相传的就是帝德深如海而已。
关键就在“人多怨望，则旨意不能出禁门”，关键就在“帝德深如海”。这显然比其他野史中的皇帝居然相信鸡蛋要卖10两银子一个的说法更为可靠。清朝是中国历史上处理太监问题最成功的一个朝代，没有出现过太监干政的局面，但皇室在御膳房的采买上还是得妥协，以“帝德深如海”换取“旨意出禁门”，这里实在有耐人寻味的凝重。
信太监继续回忆：
太后传膳，一箸一碗而已，在万人之口中，仅能占得一口。进过膳后，赏人者曰“克食”。某王若干品、某大臣若干品、皇上的、后妃的、会亲的、总管首领的，不够角色的回事小太监私亦端一品，剩余则归膳房。膳房首领分餐一顿，仍有厨役之份例。鸡头鱼尾、头脑下碎、刀前刀后肉类，卖与二荤铺小馆及好馋人家，较市价可省一半。即大众所食之剩余，残汤剩饭、杂烩一处，另有一班小贩在神武门、东华门、西华门专包搜罗饭菜，将此残汤剩饭挑回家去，重新整理煮熟，挑到街头，十个大个钱（当十钱）能教穷人吃一大饱。德宗（光绪帝）、孝钦（慈禧太后）相继殡天，两膳房无形停办，无饭吃者，约有万人，合万人之家属，当有五万人之数。
这段话，将御膳房食物链的关系进一步放大，引申出清末北京“天子脚下、首善之区”的社会生活更为广阔的不同利益阶层，以及这些阶层的相互依赖的生态环境，可作为社会史学家极好的课题，去作一番有趣的探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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