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连两天，先考四书五经，后考杂学，第三天考的是时政策论。
如果说前两关，依靠死记硬背就可以，第三关就没有标准答案了。
第三天，经过两天的折磨，很多考生精神萎靡，哪怕写好的卷子放在一旁，也总忍不住想翻看一二，生怕哪里写的不好或者写错了。
王旭吃得饱，睡得着，对前两天的考试根本不放在心上，深知真正的难点在于策论。
策论没有标准答案，怎么写，以点盖面，微言大义，还是逐步解析，各有各的写法。
同样，主考官的性格也是一方面，有的人喜欢直白的，你跟他东拉西扯他不喜欢。
反过来，就有人就喜欢云里雾里，半遮半掩的，写的露骨他说你没有文才。
还有的人风格朴素，不喜花团锦簇，太华丽的文章认为你华而不实。
还有人就喜欢华丽，写朴素了他看不上你，你说这怎么办。
王旭对于策论，还是有些把握的，因为时政策论是就事论事，阐明利弊，比如严松刚推行新政时，那届进士试考的便是新政如何。
当时在策论上，支持新政反对旧政的，十有八九平步青云，登上了改革的快船。
王旭不担心自己不能中举，唯一担心的是能不能夺魁，举人试也有排名，州试第一被称为解元。
如果能拿到举人试第一，按照科考惯例，参加进士试的时候，解元是不能被罢黜的，最差也是二甲进士，这是科举内的共识，也是京试给地方的面子。
毕竟，举人试是一州举办的，举人试第一便是一州之地，举人中的第一名。
到了进士试的时候，各州的举人进城赶考，争夺三千名进士资格。
要是连一州之地的第一，都评不上进士，这不是在打脸么。
你想啊，我们扬州的解元，到了京城连个进士都考不上，是我们这些主考官有眼无珠，还是你对我们有意见？
官场是个大蛋糕，大多数时候要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这才是真的好，平白无故没人会得罪人。
所以，只要考中解元，进京赶考必是二甲进士，王旭如果能够夺魁，明年的进士试便稳了，就算有人想压他都不行。
哪怕是皇上，也得捏着鼻子认了，谁想打破这个潜规则，就是在跟士林为敌，跟历代的解元为敌。
“扬州知州，名为杨启年，此人年过五旬，谨小慎微，奉行无为而治。这个人是保守派，反对任何改革，当年寒党执政时，在翰林院坐了八年的冷板凳。寒党失势，反对新政的杨启年，立刻青云直上，没多久就做了大学士，然后外调成了扬州知州。
有这么个主考官，心有抱负，痛斥朝廷政策，直指利弊的文章，估计看都不看就会被丢在一旁。
想要得到他的青睐，必须站在保守党的角度思考，要不然别说夺魁，不被罢黜就是好的。”
王旭在脑海里想了下三位主考官，发现这三人各有特色，其中知州杨启年老成持重，学政张玉才喜好书法，御史朱玄风嫉恶如仇。
不管今天的时政策论考什么，首先不能提改革，不然过不了杨启年这一关。
另外可以秀一下书法，张玉才喜欢书法，策论内容好坏不说，书法好，在他这就能先得三分眼缘。
至于最后的朱玄风，此人最恨贪官污吏，是个一心为公的人。
他这个人应该比较好相处，策论上有内容，有新意，不是内容空洞的夸夸其谈，过这关应该不难。
另外，自己的老师薛牧山，曾任左都御史，是督察院中的巨头，很可能是朱玄风的老上级。
有这层关系在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老师是督察院出身，自己这个当弟子的，也能算半个督察院的人吧。
王旭不求朱玄风给他开绿灯，只求他不要为难自己，这点要求说不上过分。
不谈改革，文章华丽，言而有物，王旭给自己定下了三条标准。
剩下的时间，就是等着放考题了。
上午九点多，有军汉敲响铜锣，从外送上考题。
考题为：变与不变。
看到这道考题，王旭便知道是杨启年出的，只有他才会计较变与不变的问题。
这个题目很广，既没有说变什么，也没有说什么不变，考生可以围绕这个题目自由发挥。
重情义的人，可以写情义之变，以小见大，写人间百态。
重利益的人，可以写商人之变，字字珠玑，讲人世浮屠。
要是不怕死的，也可以写朝政之变，法律之变，聊一聊新政与变法。
当然了，以杨启年的性格来说，你写的越好，他就越膈应你，跟保守党谈改革与变法的重要性，就像跟女朋友谈化妆品的危害性一样，有一个听得进去就算我输。
杨启年是个读书人不假，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要是个鸿儒，可能还能跟他谈谈这些问题。
可你是个考生啊，在杨启年手底下吃饭的，跟主考官唱反调，你想不想混了。
王旭听到这个题目，就知道今年的寒党，还有那些支持改革的读书人有难了。
不对，身为保守党的杨启年，被调到江南执政，又给出了这样的考题，不像是无意而为。
王旭心中一惊，该不会朝堂上的朱党大佬，察觉到了寒党想要复辟的心思，派杨启年来割韭菜吧。
寒党能够执政靠的是什么，一半在于当今圣上的支持，一半在于那些穷苦出身，原以为百姓请命的读书人，严格来说是那些寒门进士与举人。
这种人被扼杀的越多，有分量，有话语权支持改革的人便越少，压一压潜在的改革支持者，便能在接下来的十年内，减少无数的反对声。
想到这里，王旭目光一亮，找到了问题所在，这篇策论的题目有了。
“墨之忠义在于守规，商之忠义在于守则...”
王旭提笔便写，以墨守成规与商人守则为出发点，为不变写了个开头。
墨者若变，墨便非墨。
商人若变，商为奸商。
墨家的伟大，就在于他守规则，从不逾越，所以墨者可以成为全天下最可信任的人。
商人的伟大，在于他守护自己的制度，只有如此物价才能稳定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
所以，有时候并不是变就一定好，不变就一定不好。
王旭以墨家和商人为例，写出了不变的道理跟效果，并以汉·晁错《论贵粟疏》为例，写出了朝令夕改的错误。
治大国如烹小鲜，最需要注重的是火候，火候太猛就糊了。
王旭又以新政的农田水利法为例，直言农田水利法没有经过实施，就冒然对全天下推广的害处。
农田水利法中，集资修建水利的想法是好的，可是不合时宜。
比如说，农田水利法中表示，当地河堤、水库、水车、水渠失修，由当地按照个户的贫富差距，承担百分之五十维修费用，另由官府承担百分之五十。
一些当地的商家，并不依靠水利吃饭，却因为是富户就要掏出银子来，从而造成了物价上涨，失去的这部分钱，最后还要均摊在百姓身上。
同样，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，虽然失修却能用，并不影响使用。
为了政绩，为了好看，为了贪污，官府也强制维修，白白对民生造成了压迫，让百姓苦不堪言，这样的变法除了增加百姓的负担又有什么用呢。
天下间，没有任何一种变法十全十美。
杨启年既然不想变，王旭就要符合他的观点，痛批变法的错误与不变的好处。
位置决定脑袋，面对个不喜欢变法的主考官，他总不能写变法的好处吧，没那么干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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